竹溪县城城北的五峰山。

　　竹溪西关老街上有一个重要文化遗迹——五峰书院，其蔚然文风，延续150多年，飘荡过鄂西北清代科举考试的历史风云，留下一笔珍贵的教育史实，更是西关街不可磨灭的文化记忆。

　　■文/阚韶辉 图/柏常青

　　西关街有过一座清代书院

　　穿越五百年岁月的竹溪县，有一条明清老街——西关街，随着拆迁改造工程全面启动，已然消失。市井万种繁华，庭院无数故事，从此尘封。好在，经当地有识之士多年探幽、深入发掘，西关街丰富独特的文化形态及内蕴，得以传承。而这条老街上有一个重要文化遗迹——五峰书院，更是西关街不可磨灭的文化记忆。

　　书院，是唐宋时期出现的一种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教育机构，原为民间聚徒讲授、研究学问的场所。作为从事教育、传播文化的所在，书院对选址历来讲究，多建于山水佳处，学者士子于风景秀美的空灵之境、优雅之所，坐以论道、授业解惑。竹溪的清代五峰书院，怎么会建在商业气息浓郁的西关街呢？

　　原来，最初的五峰书院，也曾占据着竹溪的一处胜迹——古代称“竹溪八景”之一的“龙山横诰”，风景所在，就是今天县城东门外、月弓池上的那座小小山丘。旧时此山之上有庙，叫地母庙，故竹溪人俗称之为地母庙山梁子，清代却有雅称，因其山势如龙脉横亘、卷轴展案，故谓之龙山或诰轴山。同治版《竹溪县志》记载，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年），时任竹溪知县的宋焕，创建五峰书院于城东诰轴山，其位置，就在此山西端今日竹溪县图书馆大楼处。

　　昔日，这龙山与县城隔河相望，县志称龙山“横拥水口为县之内关”，现在东门外的月弓池，本是竹溪河改道前的河道，所以出城上山，极为不便，更有夏季洪水，常将书院阻隔于城外。不久，书院便迁至山下东门外一隅。《竹溪县志·学校》记载：“五峰书院旧建城东龙山上。乾隆二十三年（1758年），邑侯（知县）宋公焕，虞其间隔溪河，每多阻滞，乃移迁于东门外三官庙侧。”

　　但竹溪县城东门外，地势低洼，三官庙一带常有水涝。五峰书院曾经于清朝乾隆二十八年、道光十五年，两次遭水淹，艰难重建。于是道光年间，竹溪县四大家族之一的谌家的两个贡生（秀才）——谌祖琏、谌祖璈两兄弟，急公好义，捐出西关街的房屋基地，在知县白荣西的主持下，得商绅捐资，乡民出力，“后作书院，前修考棚”，再次重建书院。历经迁移，五峰书院最终落脚西关街。

　　五峰书院的命运，与清末的历史大变革息息相关。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清廷废除隋唐以来延续了1300年、最终走向腐朽的科举制度，兴办新式学堂。五峰书院遂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，不久迁至北大街今日实验小学处，西关街上的书院原址，解放后成为竹溪县城关镇食品厂的所在……

　　书院折射鄂西北科考风云

　　那么，五峰书院与众所周知的竹溪一中的前身——黉学，有何区别呢？黉学，就是县级官学，也称儒学，既是县级教育行政机构，也是培养生员（秀才）的县级高等学府。《竹溪县志·学校》：“县设教谕、训导各一员，禀生二十名，增生二十名。岁入文学八名，武学八名。”教谕是一县的教育主管兼儒学校长，训导是教谕的助手兼儒学老师，而禀生（公家供给伙食）、增生（自费伙食），统称为生员（秀才），是通过了县试、府试、院试（省学政主持的考试）三级“童生试”，而取得科考资格的士子，他们就是儒学的学生。

　　那些没有通过“童生试”成为生员的读书人，纵然七老八十，都叫童生（也有说法认为，童生是指通过了县试、府试而没通过院试的士子），不能参加科考。他们在私塾启蒙，然后到书院学习。因此，对矢志科考的人来说，书院的学习，是备考“童生试”、踏上科考路的第一步，十分重要。故清代的竹溪五峰书院，不再如唐宋时期书院那样，以研讨学问为主，而相当于科考预备学校。

　　诰轴山和西关街，皆在五峰山麓。如果认为这是五峰书院之名的来历，则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清乾隆年间的竹溪知县宋焕，创建五峰书院后，写了篇《五峰书院记》，文末说道：“言之曰‘五峰’云者，县治后五星峰亭亭秀出，而溪人士亦云‘五凤’，盖象形固有之。入斯院者，……峰何不凤，凤何不峰耶？”原来，书院以“五峰”命名，大有深意，寄寓了科举时代地方官员对竹溪多出人中之“凤”、“凤”登科举龙门的期盼。

　　这是因为，竹溪县城郭之北的五峰山，是连为一体又错落分布的五座山峰，以象形取义，又叫五星峰。同治版《竹溪县志》记载：“五星峰……叠连若相顾盼，时称‘五星聚奎’。邑中文人，多视苍郁为联翩之兆。”所谓“五星聚奎”，指的是天空中出现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大行星排列为近乎直线的奇特天象，这在古代中国，是祥瑞之兆。五峰山恰有此“五星聚奎”之象。

　　五峰山的山形地势，又如飞翔于白云之上的五只凤凰，故被喻为“五凤飞云”，纳入清代“竹溪八景”之一。“五凤”振翅飞腾，连绵不断，是谓“联翩之兆”，似乎昭示着读书人，连续通过县试、府试、乡试、会试，步步攀升。

　　清代竹溪的文人们，之所以为一座书院，如此刻意地讨“口彩”、讲风水，间接反映了清代竹溪县乃至鄂西北的官方和民间，急切地想提高科考成绩、多出及第士子的社会心态。同治版《竹溪县志》显示，整个清代科举存续的250多年间，竹溪有进士1人，举人7人，贡生（选拔进国子监的地方生员）150人。可见科考及第之难，以及清代竹溪科考成绩不尽人意。

　　如此情形和心态，在当时文人的诗文中，多有反映。其中，进士出身的道光年间知县李锦源，所言很有代表性。他对竹溪的文风与文人之才，颇多褒奖：“其人磊落而英多，故文风每甲于他邑”（《兴贤庄拨田记》）；“……观风课士，见秀丽能文者，正复不少”（《修文笔峰记》）。但是，“数十年来，科第寥寥。……榜发，仍不一售（考取）”。总不见竹溪人科考及第，颇让他私心惆怅。

　　竹溪民间助学的经典史话

　　清代竹溪人“科考难售”的原因何在呢？兴科举之要，是兴教育。清代竹溪的教育与科考，因为避居深山，地偏民贫，加上战乱与匪患频发，受到经费和交通的严重制约。清代竹溪的知县们为此所做的探索及努力，尤显难能可贵。

　　乾隆年间知县宋焕创建五峰书院时，曾为经费问题，忧心忡忡：“溪介万山丛中，非若通都大邑，有公费闲款可挪，有富家巨室可助，而欲筑学舍，延名师，修脯之需（聘师费用），膏火之具（办学经费），从何措手？”（《五峰书院记》）。这是因为，“竹溪处荆襄上游，为川陕门户，连岗接崖，匪徒最易患伏”（《竹溪县志·兵事纪略》），故明清之际，竹溪兵连祸结，民生凋敝，赋税寡薄：“兵燹以后，日就凋敝……而额荒未复，赋仅盈千”（宋焕《诰轴山文昌阁记》）。

　　县志记载，五峰书院后堂有宋公祠，祭祀的就是宋焕。这是竹溪民间对他“兴学立教，作育人才于风气未开之先”的表彰与纪念。这不仅缘于宋公创办书院，更因为他在竹溪开创了一套民间集资办学的好办法。他以带头捐出一年俸禄的行动，发出倡议，官绅和百姓纷纷响应，有银捐银，有粮捐粮，有力出力，有田则献田作为书院“义田”，除建书院外，还作为聘师经费、童生餐费及奖学金。历代有为知县和有识商绅，将此传统发扬光大，使“义田”遍布东西两乡，并细设账目，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管理和使用制度。

　　清朝统治逐渐稳定，承平日久，另一个问题突显出来：生员参加乡试、会试，分别要到省城和京城，而竹溪地处偏远，道路险阻，数千里赴考，费用大，路难行，考生望而却步。对此议者颇多，如咸丰年间竹溪知县金玉堂谈到：“溪为岩邑（山区），人才渊薮……然天高而却步，每阻攀桂之思；望远道以兴怀，难释夺标之愿。万山之中舟车往返，需费浩繁。微论寒畯出身（寒门士子）莫由自达，即家素丰饶，亦复行而辄止者屡矣！”（《“宾兴”条例碑序》）。

　　为资助士子赴考，清代竹溪官民想到一个叫“宾兴”的办法。《竹溪县志》记载：“县设‘宾兴馆’，逢乡试和会试时，官吏宴请应试士子，鼓励上进，并按路程给以旅费。”清代竹溪“宾兴”条例规定，从书院“义田”中拨出专项田产，以其田租及利息收入，加上民间捐资，留做一笔“宾兴”专款，用以资助生员赴考；参加乡试、会试及进京考监生（贡生）的，资费不等，并对贫困考生特别优厚。这种官方倡导、民间集资，鼓励士子上进、资助寒士的做法，也许在科考上一时难奏效，但对促进民间尚学之风，推动地方文教发展，大有裨益。

　　民间捐资兴学，并非易事，需官方强力引领，并与民间办学热情形成合力。而文教与经济，又往往因此良性互动。这方面，历史深处的细节耐人寻味。宋焕当初创设书院“义田”，就缘于他到乡间视察，发现很多寺庙田产，在战乱后被一些地方无赖据为己有。于是他下令，各寺庙拨出田产八石四斗，送给书院作“义田”。咸丰年间知县金玉堂，在一次宴席上，与贡生王可亭谈及五峰书院办学的窘境，王可亭为之心忧，当即表示，每年捐谷一百二十石，作书院经费之需。而五峰书院最终落脚西关街，得益于谌家两兄弟捐出屋基作建设用地。这三人作为贡生的代表，受益于五峰书院的培养，又慨然回馈书院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