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成化十二年(1476),结束荆襄抚治,建立郧阳抚治,以原杰为首任郧阳巡抚,治理楚、豫、陕、川四省边境之地,安抚这一大片土地上的流民,可谓是“任重而道远”,“知艰而力行”。原杰深入辽阔的秦巴山区,实地勘察,以为当治当抚者不限于宪宗所示的湖广荆、襄、河南南阳等处,不怕任重,不避艰辛,敢于实践,奏请宪宗许可,一概予治,一概安抚,取得了郧阳抚治开局来显赫的政绩,值得后世借鉴,也因其绩为空前所未有而应当歌颂其人其事。
郧阳抚治开局取得了哪些政绩呢?鄙人经连次查阅史书,据《明实录》所载,摘其要者加以整理,可归纳为三点:
其一是流民附籍,广安生理。
原杰附籍流民,允许就地安插,鼓励开垦,给耕牛、种子,使安生理。其在湖广的荆州、襄阳、德安(府治在今安陆市)、郧阳四府者,计24,039户,附籍为20,187户;在河南的南阳、洛阳、汝宁三府者计70,552户,附籍60,384户;在陕西的西安、汉中(包括今安康市辖区)二府者,计18,718户,附籍16,083户。另行动员遣还者计16,663户。以上附籍连同遣还,计安置流民113,317户,其口数共为438,644人。于是,流民各得其所,各安其业,地方化乱为靖,朝廷亦无后顾之忧。先年有刘通、李源相继起事,流民无业,多随从作乱,致使战火迭起。而今经安抚、附籍以后,流民都成了具有家业之民,一致表示愿意长期在此安居乐业。正如古人所云:“民有恒产,斯有恒心。”亦如原杰的诗《南坪佳地》所吟:“成周治化(事指西周成王姬诵得周公旦摄政,奠定了治安的大局)可追攀。”
其二是创置新治,地方无忧。
原杰在任荆襄抚治之际,通过实地勘察,以为可以建置新的司、府、州、县,以利于治。他疏奏:“郧县地接河、陕,路通水陆,居竹、房、上津、商洛诸县之中,为四通八达要地,即其地设湖广行都司、附城立郧阳府,以襄阳府所属竹山、房县、上津、郧县四县隶属。”又奏请于竹山之尹店置竹溪县,于郧县之南门堡置郧西县,俱隶郧阳府。陕西方面,奏请析西安府华州之商县地为山阳县,其距县治三百里之某地别立为商南县,又因商县距西安府治太远,请升为商州,以辖镇安、洛南、山阳及商南四县。又请于汉中府洵阳县白石河置白河县,以其地距郧阳府最近,改隶郧阳府(后又还属汉中)。河南方面,奏请析南阳府南阳县地为南召县,析唐县地为桐柏县,俱隶南阳府。又请析汝州地为伊阳县,仍隶汝州。疏上,诏悉如议行之。除伊阳之外,其它概在郧阳抚区之内。既经建置,便分别置官领治。于是加强了地方的政治力量,削除了“山高皇帝远”之弊,地方也趋于化乱为靖之势。
这里附带说明一下,《古今图书集成·职方典》谓:“成化十二年(1476)割房县之修文、宜阳二乡置保康县,属郧阳府。”但原杰给宪宗的奏章未列保康县。经查《明实录》,实则保康县的设置,时在明弘治十年(1497),其时郧阳巡抚是黎福,故置保康县与原杰无干。它是在清康熙年间由郧阳知府朱寀提供的失误。
其三是布置驻军,固防保民。
原杰既奏请开设了郧阳府,即在其地设湖广行都司,附城郧县立郧阳卫。卫分前、左、右三所,其兵源来自于湖广行都司、南阳卫新收编流民、寄操军人、河南彰德府赵王因事革其原有群牧司之兵。又移原属荆州、荆州左、右、瞿唐、襄阳、安陆、郧阳七卫,以及德安、房县、均州、长宁(在四川)、夷陵、枝江、远安、竹山八所与湖广行都司。原杰由襄阳移镇于郧阳,驻郧县。他对旧有巡检司也加以调整:在尹店者移竹山县河,改隶竹溪;在鸦路镇者,移南阳之窪石口,改隶南召;在桐柏镇者,移唐县之毛家集,改隶桐柏;在上店者,移嵩县之常界岭,改隶尹阳;又在汝阳县添置巡检司。其时又在南漳县之马良坪筑立军堡,以房县原守肆庄坪堡官军200人驻之,委竹山上官渡之兵于肆庄,俟郧阳卫调拨官军至日,如数驻上官渡。至于荆襄旧设守备、都指挥,并令回司理事。其各要道设立巡检司则是以后的事。从此,地方加强了防御的力量,民得以安生,莫不称道。
郧阳抚治辖区地连楚、豫、陕、川边境五十余州县,这一大片土地,从明朝开国(1368)到建置郧阳抚治(1476),时隔107年,可谓是未曾治化之区。而原杰首任郧阳巡抚,遵循宪宗之谕,编排户籍,遣返复业,询查人情,酌量时势,深思熟虑,创建新置,用图经久之计,不徇目前之谋,敢于负重,便宜处置,不过一年的时间,居然取得如此显著的政绩,岂是偶然之事?
笔者据事论事,以为是因有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三者的融合,不然就不可能有如此佳绩。明朝自定鼎以来,政治之失,百有余年,朝廷思改,人心思改,时势亦迫其不得不改,岂不是天时!
初有楚、豫之专治,继有荆襄之抚治,而后有郧阳之抚治,且以郧县为抚治中心,促使各地之治有成,岂不是地利!
有识之臣上言请改,皇上纳言令改,治臣原杰敢于脚踏实地的改,而各地之职官又从命致力于改,而终于有成,岂不是人和!
然而“天时不如地利,地利不如人和”,所以应该说人的因素是第一性的,而这其中尤当以原杰首屈一指。所以应该说是原杰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原杰首创的郧阳抚治格局,不独赢得了三边人民的赞誉,寄予感激之情,而且留下了长治久安的经验,影响于后世。据《清世录》载,清朝嘉庆皇帝仁宗颙琰困于白莲教干扰之际,竟然欲仿明朝原杰之治。但是明朝皇帝却对不起原杰。按封建之制例,功臣辞世以后,多由皇帝赐予谥号,以示表彰,而原杰先年已是功勋卓著,抚治郧阳,仅在一年的时间之内,取得了如此显赫的政绩,而他又因积劳成疾,于成化十三年(1477)六月骤然逝世,竟未能得到当时皇帝赐谥,怎么说得过去。不过三边的人民没有忘怀原杰,不约而同地为他建祠,在每年春秋两季致祭,且一直传到清朝之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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