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《明史》、《明通鉴》、《明史纪事本末》等史料均记载自明宣德始，山东、河南、江西、湖广、陕西等处流民大批移居人烟稀少的川、湖、陕交界的荆襄地区，明政府对流民采取了强迫返乡政策，从而激起声势浩大的荆襄流民二次起义。

所谓流民，顾名思义指背井离乡、流亡异地的人民。明政府对此有一个界定，“其人户避徭役者曰逃户，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，”即因饥馑灾害或战争兵燹而逃徙他乡的人口才称为“流民”。

郧阳地区地处湖广、河南、陕西、四川数省交界地带，山势险要，资源丰富，素为明皇朝所封禁，这与元末至正年间有所谓的“流贼作乱”，明初朱元璋派大将卫国公邓愈（1337－1377年）率重兵进剿将居民全部赶出，将这里划为封禁之区，“空其地，禁流民不得入”有关。

及至正统二年（1438）大饥荒，失去土地的流民大量涌入。到英宗天顺年间已聚集150多万流民，但遭到官府驱赶镇压，导致矛盾日益激化，终于爆发了刘通、石龙和李原、小王洪领导的荆襄流民大起义。

刘通（？－1466年）河南开封府西华县人，因膂力过人，一只手举起县衙前千斤石狮，人称“刘千斤”。曾流寓豫、鲁交界的流民聚居区，后辗转南下，“正统中惑于妖言，潜往襄阳、房县，与妖僧允天峰（《明史纪事本末》作尹天峰）谋乱”。成化元年（1465年）四月，刘通在房县西北的大木厂村聚众起义。据梅溪寺为宫殿称王，国号汉，年号德胜，以绰号石和尚的石龙（？－1466年）为谋士，刘长子、苗龙等人为将军，战斗于襄阳、邓州一带。起义得到了荆襄山区群众的热烈响应，“流民从者四万人”。刘通将部众驻扎在襄阳、房县、豆沙河等处万山丛岭中，分作七屯，且耕且战。明朝以抚宁伯朱永为总兵官，工部尚书白圭（1419－1475年）提督军务，调京营、山东、湖广及河南军队，分三路围攻起义军。刘通、石龙诱敌深入，据险设伏，在梯儿崖大败官军。成化二年（1466年）三月，白圭集结重兵，从南漳、远安、房县、谷城四个方向向义军反扑。由于力量众寡悬殊，义军伤亡惨重，“死者无算，击斩万人”，刘通、苗龙等人被俘，押解北京，惨遭磔刑。余部在石龙、刘长子领导下突围至四川境内，继续坚持战斗，接连攻克巫山、大昌两县城，杀夔州通判王祯。《明史.白圭传》仅称“石龙与其党刘长子等逸去，转掠四川，连陷巫山、大昌”；《明史纪事本末》亦载有“（成化二年）六月，石和尚集众千余，焚劫四川大昌县，杀夔州通刺王祯。”同年十月，提督军务白圭派指挥张英实行分化瓦解的策略，由于刘长子叛变，石龙及刘通妻连氏等600余人被俘杀。叛徒刘长子亦遭到可耻的下场，与石龙一起被寸磔于市。

第一次荆襄流民起义被镇压后，明朝各府州县并未加强设防，而连续几年大旱，致使粮食颗粒未收，饥寒交迫的“流民入山者九十万人”。在这种形势下，李原、小王洪率荆襄流民再度举起了反抗的大旗。

李原（？－1471年），河南新郑人，原是刘通的部将，因长有一部漂亮的美髯，人称“李胡子”。刘通起义失败后，李原逸走，潜伏山区，准备新的起义。成化六年（1470年）十月，李原联络刘通另一部将小王洪聚众起义，自称“太平王”，活动于湖广南漳、河南内乡、陕西渭南三省交界地区，“流民附贼者至百万”，是明朝中叶规模最大的一次流民起义。

声势浩大的流民起义引起了明朝政府的恐慌，以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、湖广、荆襄军务，率湖广总兵李震等前往镇压。项忠于次年正月抵达襄阳前线，采取剿抚并用的策略，然后遣人入山招谕流民，以认耕复业为诱饵，诓惑流民离开起义队伍。流民经不住项忠的诱骗，被分化瓦解，约有40万人扶老携幼出山归顺。项忠又奏请增调湖广永顺、保靖土兵，会合25万人马，兵分八路杀向义军。在官军强大攻势下，“流民归者又数万”。李原在竹山与官军遭遇，“尽死拒敌”，经过顽强战斗，兵败被俘。小王洪率余部500人转战到均州，亦被擒获。至成化二年十一月，第二次荆襄流民起义宣告平定。

项忠对荆襄流民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。原屯居竹山县官渡的李原所部600人、屯居均州龙潭沟的小王洪所部百人被捕后均斩首示众；俘家口3万余人，戍湖广边卫，家属随往；其余流民一概逐回原籍，甚至有明初即已取得本地户籍的居民，亦在驱逐之列，沿途遭折磨染病致死达数十万人，无数人辗转死于山谷之中，“死者枕藉山谷”。项忠的所作所为，遭到舆论的猛烈抨击，纷纷弹劾其“滥杀”。项忠先后两次上疏为自己辩解，随后还在流民的累累白骨上公然竖起一块“平荆襄碑”。而民间老百姓则称之为“堕泪碑”。

流民武装起义虽然被残酷镇压了，但流民入山就食的趋势并未被遏制，到成化十二年（1476年），聚集到荆襄地区的流民又多达数十万人之多。为了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，国子监祭酒周洪谟特撰《流民说》，认为东晋设侨置郡县的措施是“前代处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”的良方，建议明朝仿效其法。两个月后，北城兵马指挥司吏目文会上书条陈三事，拨给已附籍的流民以田土，保障他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，并设官府加强管理。为此，明政府派左副都御史原杰（1417－1477年）到荆襄安抚流民。原杰深入荆襄山区，会同湖广、河南、陕西三省官员勘查流民，至成化十二年底，“取勘流民共一十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七户，男妇共四十三万八千六百四十四丁口”，其中系近年逃来，不曾置有产业，原籍田产尚存的16663户、45892口流民发送回籍，其余96654户、392752口流民，“编附各该州县，应当粮差。”并拓宽城池，拟设郧阳府，“分襄阳府所属竹山、房县、上津、郧四县来属”；析竹山县地置竹溪县（治原竹山县之尹店镇），析郧县地置郧西县（治原郧县南门堡）。成化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（1477年1月4日）正式下令“开设湖广郧阳府，即其地设湖广行都司、卫所及县，抚治荆襄，”领郧、房、竹山、竹溪、上津、郧西六县，弘治十年（1497年）十月又析房县地置保康县（治原房县潭头坪），至此，郧阳府共领七县。府地驻郧县，隶属湖广布政使司。同时设湖广行都指挥使司及所属郧阳卫，命河南、湖广巡抚兼抚之，以加强统治。不久，原杰举荐邓州知州吴远任郧阳知府，举荐巡抚河南御史吴道宏（四川宜宾人）接替己任，明宪宗立即下诏擢吴道宏为大理寺少卿，从成化十三年（1477年）闰二月开始坐镇郧阳。原杰以功进右都御史，转南京兵部尚书，因积劳成疾，赴任途中卒于河南南阳驿舍。郧阳府设置是十堰建制史上的里程碑。

大规模流民起义虽然最终失败，但毕竟通过几百万人的反复斗争，在争取到赦免逃移罪、免除拖欠钱粮、延长免除杂泛差役期限等较好条件下返乡复业；而对离乡年久、产业已成的流民也允许就地报官附籍，取得在封禁山区开发、生存的权利。

注：1476年设郧阳府，割竹山尹店社设竹溪，割郧县、上津县一部设郧西，郧阳府辖竹山、房县、竹溪、郧县、郧西、上津六县，后又将均州、保康划入。首任知府吴远。郧阳府治在郧县老城，后因修丹江水库被水淹没。郧阳府后除短时间归陕南和襄阳外一直独立建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