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秋之际，五霸称雄，弱小封爵之国，朝不保夕。倘被吞灭，往往十室九空，尸积如山。幸生之民亦必迫迁于指定之区，供其奴役。但也有相率逃亡远乡自谋生业者。窃考查古麇子国，为楚所灭，曾迫其民迁于今岳阳境内，使进于楚都，为之筑城，以便控制。但是却未闻有结伙逃亡他乡者，岂非怪事?多年以来，我带着这个问题，留心查阅史书，现已有了端倪。

　　 《左传》有迹象，判是麇民迁居之地《春秋左传·哀公十二年》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宋郑之间有隙地焉，日弥作、顷丘、玉畅、苗、戈、锡。”我一经发现，便引起关注，以为这些地名之取得，都有其一定的根源。前三者可能是郑国早年遭遇黄泛灾害的三个移民点，一处因原住房屋、庄稼俱没于水，而在这里重新建屋耕种，故称弥作；一处则因是一顷左右的丘陵地带，故名之为顷丘；另一处则处于淮河一个源头，水清如玉，顺畅其流，即名之为玉畅。

　　 后三者可能都是远道泊来之民居，就中戈是一个古老的方国的后代居此的命名，《左传》有考，而喦和锡笔者则认为是麇子失国以后，麋民相率逃亡到这里定居的两个命名。因为麇国之域古称喦疆，麇国的都城是锡穴，称之为喦和锡，俱有表示念旧寄托哀思之意。

　　 楚庄王八年(前606)，霸道肆虐，并吞江汉之间，麋国被灭，没有留下遗文、遗物、遗迹，历代麇子之墓地也不知所在，民间没有留下传说。可想而知，当时所遭受的灭国之祸是多么惨重!其时麋民相率逃亡，得此生地，也可谓是不幸中之幸事。他们怎么逃到这里定居呢?如不加以推究，就很难成为定论。

　　 楚穆王之际，麇子与会经此逃归史实还得研究“厥貉之会，麇子逃归 "的来回路线取证。这次会议是在楚穆王九年(前617年)由楚穆王发起召开的，与会者有郑伯、陈侯、蔡侯及麋子。郑、陈、蔡俱在今河南省，自北而南，依次相邻，皆与宋接壤。麇则远居汉水中上游。会议之旨是讨论楚穆王提出的共同出兵伐宋，但会议地址却不在楚，而是先在蔡的息(今河南息县)相聚(也可能是一个预备会议)，再转入陈的厥貉(今河南项城)，商讨共同出兵，落实其事。就地理形势看，如果打起来，势必从蔡、陈、郑与宋接壤的边境出兵。因麇子不愿劳师远征，便在会议的中途逃归。

　　 推断麇子赴会，按常规必然带有谋士、侍卫和其他随从。赴会的路线必由汉水顺流而下，抵今襄樊，再从陆地东北向至蔡，转入陈的厥貉。及其逃归也决非只身一人，所有从者必然与之同行，且只能北向绕道，从郑国边境迂回、曲折，沿黄河及洛水的南岸，再南折越过丹江，进入本土。他们逃归所经过的地方，其行程自然艰难，也都会留下一些印象，特别是郑国的东边，一大片平原荒土，无人居，无人耕，比其麇国的高山深谷、悬崖峭壁，自会产生为之惋惜的感叹，因而更会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其后，当麇子失国，人民遭难之际，有此经历者与民同时逃亡，自觉作为向导，这才有可能逃之此地定居下来。

　　 这是一段文字以外，根据史实、史情、史理推断的史实，我相信符合逻辑。
　　 天然缓冲带。不同时代不同历程麇子失国，麇民逃亡，在楚庄王八年(前606年)，是年郑穆公辞世，麇民在这里安其所居，劳其所耕，与邻片之民或有交往，但由于土地辽阔，也掩盖不住它的荒凉景象，但这一带无侵无扰。也可谓是“得其所哉”。
　　 郑简公十二年(前554年)，用公孙子产为正卿，历二十余年，给郑国带来了新气象。其间，为这块辽阔的荒土曾和宋国订约，“谁也不能占领这块土地”，所以多年以来，这一带竟然成了郑、宋间天然的缓冲之区，也是两不管的地方。而这一带所居之民，也就成了无国籍之民。这样又过了几十年。

　　 郑声公十八年，即宋景公三十四年(前483年)，宋国的向氏作乱，前宋元公的后辈从萧地(今安徽萧县)也逃亡到这一带。人口多了，郑国君主便命郑人在这一带建立了喦、戈、锡三城。当年九月，向巢统兵打到了这里，占领了锡地，也杀了宋元公的孙子，随后又包围每地。十二月，郑国的罕达领兵救援岳地，包围了向巢的军队。次年春季，宋国的向魂(duT)率军前往苗地，解救被围的军队，郑罕达通令全军，“抓获向魂者重赏。”向魂闻之而瞑，便立即撤退，于是郑军全歼了喦地的宋军，俘虏了向巢。但是郑国的军队也掳掠了三城百姓。遂致这一带一如从前，复成为两不管的地区。(见于《左传·哀公十二年》及《哀公十三年》)由于“锡”与“苗”的发现，尤可为拙著《郧故串珠》(一)中的“郧县古称究竟是‘锡’还是‘锡’》补一笔：“古麇国之都实为‘锡穴’。郧县的古称实名‘锡’”。（冷遇春）